“十三五”规划释放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信号。但为什么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怎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应对。本文则从数据入手，就改什么、着力点在哪里提出了思考与分析，值得借鉴、参考。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这是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是今后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
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核心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比2000年翻两番”，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在不断完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
首先，可以为经济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空间。
一国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必要保障，这是由经济增速决定居民就业与收入、居民就业与收入决定消费升级乃至结构转型升级决定的。例如，德国的经济转型期为1961～1970年，历时10年，其第三产业占比从40%左右提高到近50%，其GDP增速中枢从转型期前的8.2%降至转型期的4.4%，其后回落至2.7%;日本的经济转型期为1974～1990年，历时17年，其第三产业占比从54%提高到60%，其GDP增速中枢从转型期前的9.2%降至转型期的3.8%，其后降至“逝去20年”的0.9%;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转型期为1982～1992年，历时11年，其第三产业占比从48%提高到57%，其GDP增速中枢从转型期前的10.3%降至转型期的8.4%，其后下降至4.7%。
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证明，转型期增速虽然低于快速工业化时期，但仍然高于转型之后的平稳发展时期。2014年末，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为48%，就是因为仍处于转型期间，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确保转型成功。
其次，可以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被誉为“东亚奇迹”的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大都用了20年时间，而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年限为40年左右。“中等收入陷阱”出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意为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往往因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而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虽然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转型失败。
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94美元，已经是典型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从2001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来已历经15年，未来5年正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5年。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那么2016～2020年的实际平均增速必须不低于6.5%;再假设二胎放开下人口平稳增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2200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若这一期间人民币继续相对美元升值，那么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便有望进一步提升。
再次，可以抓住最后的中高速增长机遇期。
测算表明，2013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首次达到10%，2023年这一比例将首次突破20%，真正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储蓄率将明显下降，经济驱动模式将彻底从过去的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届时中国GDP增长中枢可能下降1～2个百分点，因此，未来5年将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后一段时期，需要牢牢把握。
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
“十三五”时期能否实现中高速增长，关键看我国是否还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根据IMF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2012年我国人均铁路里程不足0.5千米/万人，远低于美国的超过7千米/万人，其水平也不足日本的1/3;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在100辆/千人左右，主要发达国家都在500辆/千人以上;人均年度用电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3，不足美国的1/3;同时，城镇化率仍将继续提升。
因此，总体看，未来几年在稳增长、稳基建投资等政策的持续作用下，传统行业增速有望企稳，新兴行业增速继续保持，我国有条件、有空间、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
战略思维：新理念引领新常态下的新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问题。而发展理念是否科学正确，直接决定发展的成败。为此，“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的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
这是新常态下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转折点，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经济增长贡献位居全球第一(按照IMF汇率法计算，2014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3%，首次超过美国)的大型经济体，且经济增长拐点与人口红利拐点非常接近，其转型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唯有通过创新才能破解当前既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要推进经济转型的发展难题。
其中，创新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虽然我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和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速为12.2%和12.5%，但我国科技创新总量和积累仍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近10年美国研发支出为3.76万亿美元，是我国的4.7倍。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全面创新，从而促进经济转型步入从量变到质变、国家引领到市场力量自主推动的崭新阶段。
协调发展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国31个省份，2014年人均GDP步入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只有4个省份，即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苏，相当于10年前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近两年墨西哥、俄罗斯的水平;同时，排名最后四位的甘肃、云南、贵州和西藏，人均GDP不足5000美元，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相差近2倍，与泰国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8年以后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缩小，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但仍高于发达国家0.3左右的中位数水平，且高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11000元扩大到2014年的18900元。
此外，军民融合发展不够。为此，“十三五”期间，要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同时，重点推进民营企业进入军品采购体系和军工技术向民用转化。
绿色发展
这是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中国七大水系中，42%不能作为饮用水源，全国36%的城市河段为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约46%;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只有10%左右。因此，必须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和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对于部分资源利用指标，如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等，则提出了高于“十二五”期间的标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
与此同时，切实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实施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检查执法垂直管理，推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十三五”期间，国家还将建立环境质量改善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双重体系，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计划，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开放发展
这是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显示，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重，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双发”差距极大缩小，中国以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也在重构之中，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TISA)实质性推进，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必须通过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应对。一方面是“经济走出去”，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扎实推行国际产能和高端装备制造合作发展，以开放提升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外交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共享发展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三五”时期，在深入推进机会公平、民生福祉公平、教育公平、公共养老医疗公平的同时，还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测算表明，现在放开二胎正逢其时，中性情形未来5年可以增加2000万左右新生儿，其对潜在GDP增速的贡献将体现在10年以后，未来10年、20年、30年、40年和50年的潜在GDP增速贡献率将逐步提升，提升幅度从0.3个百分点持续扩大到1.5个百分点左右，其后逐步减弱。
2011年我国迎来人口结构拐点时，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历史峰值69.8%，2015年则降至67.97%，2050年还将降至50%，中国人口结构逐步呈现的“倒三角形”，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挑战。而这一时期美国和印度等国家人口结构仍将是结构最佳的“纺锤形”，十分有利于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这一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实施，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偏低的生育率和人口密度(2000年到201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综合生育率仅为1.2左右，相当于世界平均生育率的一半，而只有达到2.1才能实现稳定的“更替水平”，人口密度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0多位)，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延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杨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员。本文来源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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