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仍是决定经济走势的

    关键因素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进一步分化，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总体上全球经济有望维持低增长态势，预计我国出口增长7%左右，比上年略有提高;随着经济减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收入增速将有所降低，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比上年略有回落。上述两项走势相对平稳，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因此，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仍是决定2015年GDP增速的关键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其他行业投资占比分别为33.5%、26%、22.5%和18%。从2015年发展趋势看，前三项投资增长都面临下行压力。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速存在较快下滑的可能。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一套，市场格局已经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和局部过剩，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峰值已过。受这一转折性因素的影响和高企的库存决定，房地产投资下行态势短期不会逆转。2014年前11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7.6个百分点，是投资和GDP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2015年地产销售增长会有一定积极作用，并适当改善投资预期。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7%左右，降幅达到5个百分点左右。

　　其次，制造业投资增速将小幅回落。钢铁、水泥等产值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仍处下行通道。考虑降息、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制造业投资降幅不会太大。预计2015年有望增长12%左右。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难以持续。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保持20%以上的增长，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潜力和空间，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进入还债高峰，投资能力不足;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投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较高，但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短期替代作用有限。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此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很大，其他行业投资将保持20%左右的增速。

　　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3%左右，比上年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受此影响，全年GDP增速将呈小幅回落态势，增长略低于2014年。

　　寻求症结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袁钢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5年下行压力还将持续，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减缓。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前期过度刺激扩张政策的延续影响以及当前调整消化不力。应该清楚地找到经济下行压力的症结所在：第一，压缩过大过长的投资项目，以使过高的投资率降低下来。减少政府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市场创新型投资，激励企业“小快灵”、效益高的投资活动，将积压过高的投资负债杠杆率降低下来，推进投资方式转变和投资效益提高，促使结构调整取得有效进展。第二，房地产软着陆调整平稳进行，以使过高房价逐渐回落到合理位置，房地产投资和贷款过高比重降低下来。同时，加大对非房地产制造业支持力度，支持制造业企业设备更新、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以此平缓房地产调整造成的经济下行波动。第三，货币政策在矛盾困境中可略微放松，针对通货紧缩、经济下行交相加重、市场利率难以下降的突出问题，适当上调M2和贷款增速，减缓不合理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过大压力。第四，加大新型城镇化推进力度。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松紧两难、制约诸多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具有扩大消费投资的巨大空间。大规模转移进城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政策应对此优先安排、积极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繁荣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

　　需要更强的弹性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2015年中国仍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从国际环境看，美国退出QE和加息的影响尚不明朗，但美元升值、国际热钱流向美国的趋势基本确定。欧洲在2014年12月陷入通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尚有待观察。新兴国家中，俄罗斯已经被大幅走低的油价和西方国家制裁拖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巴西近年来经济持续不景气，增长乏力;印度也存在高通胀、高出口逆差、高财政赤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形势很难有大的好转，海外投资风险加大，企业外债偿付压力上升。

　　从国内环境看，“三期叠加”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结构调整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较多，部分行业产能大量过剩、企业经营困难、银行不良率上升、地方政府债务等都是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从有利因素来看，中国仍处于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仍然很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政府治理机制的优化，将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动力和社会活力;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带来新的投资需求，还会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总体上，中国经济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也面临很大的发展困难。

　　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更强的弹性，各项宏观政策之间、政策与改革措施之间需要更好的配合。具体来说，应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通过各项财税措施，强化生产和消费导向，引导新兴产业和行业发展。货币政策要继续坚持稳健的基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稳定和适度。同时应减少乃至取消货币当局的结构调整功能，转而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管制措施的有序开放，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本“走出去”，改善中小微企业和农业等弱势部门的金融服务环境，推动金融市场加快发展。

　　“四气”是完成新常态

　　三大任务的根本保障

　　张国华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

　　2015年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依然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方面做到与时俱进：接“地气”、求“和气”、找“灵气”和聚”勇气”，才是我国完成新常态下三大任务的根本保障。

　　接“地气”：是要在经济发展、产业布局时更加关注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和集聚。2015年的重大挑战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平台上寻找优化的要素空间配置并接“地气”。

　　求“和气”：中央和地方虽然由于在宏观大局把握和地方利益维护上的博弈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共识，达到和谐，在两种目标的博弈中得出最优选择，是发展之正途。

　　找“灵气”，如何把握“对于在不同经济条件下和不同交通运输条件下，产业的空间变迁和人口的空间迁移才是重塑城镇格局的基础力量。”这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灵气”。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各级政府、各行各业都要有充分的勇气，敢啃硬骨头，敢为他人所不为。

　　政策基调要立足新常态

　　谋划新发展

　　张建君

　　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当前我国经济虽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寻底过程，但仍处于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仍具备长期持续增长的广阔空间，政府的政策基调要始终立足新常态、谋划新发展。

　　一、要客观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就其直接冲击、行业影响、出口抑制、国内出口产业结构与国外产业结构的异同、国外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冲击等因素加大研判力度，加大出口产业转型升级与“走出去”的政策激励力度。二、坚持“转方式调结构”的基本政策基调，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性经济力量，是以增长速度换发展空间的正确决策，要使得这些政策在改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一系列方面真正起到基础性推动作用。三、要继续加大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在道路交通、邮电通信、供水供电、科教文卫等公共工程设施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要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打造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四、对全国工业生产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利用差异化税收和环保杠杆推动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转移、整合。五、塑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力度，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社会制度安排。

　　2015年经济下行

　　压力大于去年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从实体经济看，2015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首先，从中期趋势看，受“三期叠加”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调整远未到位。其次，从影响因素看，投资与房地产的调整对2015年的经济压力可能会更大。总之，2015年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会大于2014年，但不会出现“雪崩式”下降。

　　从虚拟经济和资金流的情况看，2015年流动性风险将上升。一方面，我国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市场正在深刻调整，这些情况将可能导致企业应收账款、库存大幅增加，并使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明显上升，这是一个市场风险不断释放的过程，这在客观上将会形成资金流动性放慢、资金流不足的态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虚拟经济内部循环，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利率不跌反升。

　　基于以上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对2015年的总体宏观经济形势持“谨慎乐观”的判断。新常态下，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高铁产业、电子商务等产业领域的兴起，“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战略的实施，预期2015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7%—7.5%有很大把握。当然，2015年我们更加需要通过优化政策，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通过促进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通过调整结构，创造中国经济竞争优势;通过改善民生，促进中国经济包容式发展。

　　把稳增长、调结构与

　　中长期制度建设有机结合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需要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主线，着眼大局，立足长远，把短期的稳增长、调结构措施与中长期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推动经济向新常态过渡，需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来引导企业不断改善其生产经营活动。实际利率明显偏高的局面，既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又加剧房地产、民间借贷、地方债风险的发展，是当前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等手段，改善资金供求局面，引导实际利率明显下降，为经济向新常态过渡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第二，推动经济向新常态过渡，需要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干预。建议以“十三五”规划为切入点，全面引入中期预算，以改变长期以来“计划与财政相脱节”、政策多变的局面，切实提高政府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这也是推动治理现代化、建立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金融、投资等领域的改革为经济增添了活力，也对政府履行市场监管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期股票市场“持续火暴”、汇率大幅波动，充分揭示了改革“单兵突进”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需要明晰政府监管责任、优化机构设置、充实人员、完善执法保障，切实提高政府执行力，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消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经济中高速增长平台

　　将在今年确立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在略高于7%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也意味着增速换挡任务基本完成。中高速增长的底部在2015年将大体建立起来，即略高于7%。

　　2015年宏观调控政策“托底”的任务仍然很重要。从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看，防止经济走冷，主要应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2015年房地产转型调整、房地产投资增长及整个投资增长都还有一定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也存在一定不确定因素，因此应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确定赤字水平，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把钱用到保障基本民生、稳增长、促转型、支持改革上来。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随着通胀压力减小，热钱流入导致的货币投放压力减小等，货币政策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总量措施调整方面的空间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受无风险利率仍然较高等因素影响，货币金融领域传统的“赚快钱”的模式仍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投融资活动不能与实体经济爬坡过坎的艰难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则货币数量增加的效果就始终会与风险累积相伴。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就不会形成良性循环。

　　外贸转型升级

　　应立足于外贸企业和消费者

　　张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综合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2015年，中国外贸转型升级应立足于外贸企业和消费者，重点把握三个方向。一是促进我国外贸企业由外贸生产商向外贸供应商转变，由产品交易商向生产组织者转变，鼓励外贸生产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组织生产，提高研发设计能力直至建立自主品牌，提升利润空间，实现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融合。二是促进外贸企业由价值实现者向价值提升者转变，推动中国外贸企业发展理念的升级，企业不但注重价值实现，更加注重价值提升，注重通过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获得产品的定价权与话语权，实现中国外贸的价值提升。三是促进中国消费者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消费转变，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贸易渠道和方式，使中国消费者更便利地购买世界各国的资源和产品，切实获得中国外贸发展的红利。

　　切实促进农民消费需求增长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提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现在我们仍在提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直接导致工业生产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没有坚实的底蕴。要努力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在市场力量无法自发地改变分配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政府应通过深化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的公共财政支出，改善农民的民生状况。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把农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赋予农民。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老百姓得到实惠，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的和谐程度。同时，也将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政府资金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同时，充分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走一条不同于全国一些地方过分单方面依赖政府财力的支撑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注重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依靠提高全社会、多主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参与度的方式，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底蕴。